天下雜誌亞洲獨家專訪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再老練的人也無法掌握全球金融巨獸
初秋的華盛頓，近午的陽光從整片弧形的窗戶，灑進葛林斯潘的辦公室，明亮溫暖。
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穿著簡單的白襯衫，八十一歲了，他仍然不時敲著辦公桌彭博社特殊設計的電腦鍵盤。只要按一個鍵，他就可以看到世界任何一個市場、這一秒的變化。任何變化，葛林斯潘似乎都可以從容解讀，直指核心。
採訪整理／吳韻儀
Ｑ:次級房貸風暴還繼續延燒。為什麼會如此嚴重？
Ａ:金融市場的危機，已經一觸即發，如果不是次級房貸，也會有其他的標的。開發中國家的利率、美國政府國庫券等之間的利差，現在是有史以來的小的，就會有高風險的金融工具出現。
次級房貸造成問題，部分是全球長期利率大幅下降，全世界資產價格漲得比名目GDP還快，帶動世界資金流動戲劇性的大量增加。國際金融機構所創造、買賣、仲介的股票與債券大幅成長，成為國際流動資金的主要來源。
這些超額的流動資金，四處尋找投資報酬率高於一般水準的標的。而美國次級房貸證券化的衍生性金融產品有很高的投資報酬，吸引了全球相當大量的投資，創造了對美國次級房貸的龐大需求。
包括對房貸銀行、銷售房貸證券化商品的金融機構的需求，都不斷大增，他們要有更多的房貸，才能夠創造更多的衍生商品、銷售給避險基金等。需求暴增，房貸機構就降低了貸款條件、衝高貸款量。結果造成後續的許多問題。
如果不是對於次級房貸證券化商品的需求大量增加，次級房貸在美國市場的比例原來很小，問題也不會跑到美國以外，因為沒有美國以外的人擁有美國的次級房貸，他們有的是美國次級房貸證券化的商品。
次級房貸變成了證券化的商品、涉及上兆美元的市場，造成很嚴重的問題，衝擊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營收、企業併購。可以確定，次級房貸連動造成的損失，比次級房貸直接的問題，深遠多了。
Ｑ:如果是你，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次級房貸的問題？
Ａ:我認為市場最終會正確的反映價格。
次級房貸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的風險，並沒有被完全訂價，現在刺激大家重新評估沒有被充分反映的風險。
次級房貸問題的核心，本質上是信用懷疑危機，大家非常不相信對方的信用狀況，銀行不再借貸、投資人不再投資，所有的金融市場活動都會凍結，金融市場當然不會完全停止，但是有相當大部分的影響。
這是一個恐懼帶動的現象。扭轉情況的唯一方式，就是搞清楚所有這些奇奇怪怪的結構性金融產品的價格。等到大家了解那是甚麼樣的產品，社會的恐懼才會平息下來。
面對這樣的問題，法規能夠使得上力的地方很少。如果是信用懷疑問題，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也都認為他們能夠做的真的不多。
舉例來說，如果你有一百元，有個人要跟你借十元，但是你知道那個人不會還錢，就不願意借，就算我再給你一百元，你還是不會願意借錢給那個人。所以，增加銀行資金、資金充裕其實沒有多大幫助。
未來更重要的問題，是次級房貸是否會影響實質的生產活動。
現在對美國的房地產價格產生懷疑，是否會影響美國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影響民間消費，美國的民間消費又對世界貿易有相當影響，尤其是東亞國家。
如果美國房地產價格下跌、造成消費者縮減消費，台灣很多的電子與科技產品銷售到美國，也會感受得到衝擊，中國大陸更會感受到，因為美國市場佔中國出口的比例是很大的數字。
如果影響實質的生產，就會再擴大次級房貸的影響。
Ｑ:你在聯準會主席任內幾次面對金融風暴。要如何降低金融風波下的社會恐懼？
Ａ:信心絕對是最重要的。如果讓我挑一個重點，我最希望能夠看到的是降低社會的恐懼。我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做得到。我不管其他的統計數字如何，我要知道唯一的指標，就是社會的信心。
趨吉避凶是人類的本性，不是能夠控制的，但是可以學習。我們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哪些威脅是不用恐懼的。要降低恐懼，只有降低不確定性或是增加知識，才能夠完全了解風險，才可能降低恐懼。在金融上，不確定就帶來恐懼，不確定性才是主要的問題。
Ｑ:現在大家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真的會來嗎？
Ａ:我相信通貨膨脹是未來全球的關鍵議題。除非我們的政治體系允許中央銀行在未來提高利率，而且提高到比現在的水準高相當多的程度。但是，大家都知道，政治人物是不喜歡調高利率的。
通貨膨脹問題之所以死灰復燃，是因為冷戰結束之後，過去十年，龐大的經濟移民快速流入全球化的勞動市場，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通貨膨漲與長期利率都壓低。
勞動力的流動率開始趨緩，抑制通膨的力量開始鬆動，中國的工資也開始上漲，可能連帶造成美國工資恢復成長與通膨上升。
現在抑制物價的效果已經到了盡頭，需要中央銀行採取非常嚴格、有效的控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政治體系的支持。我有點擔心美國政治體系是否支持這樣的做法。
我舉個我前一任的美國聯準會主席沃爾克的例子。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沃克大幅調升美國利率，舉國撻伐，要彈劾他、要他下台，鬧得非常大。後來情況一百八十度大改變，結果證明沃克的判斷與做法是正確的，所有的批評好像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大家對於沃克又一片讚揚之聲。
我要講的重點是，社會好像得了失憶症，大家完全忘了不過半年、一年前對他的批評，記憶好像一筆勾銷。這是非常悲哀的，大家至少要承認錯誤，才不會再次犯錯。除非政治領導人記得他們對聯準會的批評是錯誤的，他們才會進步。
這就是我所擔心的。未來中央銀行如果要採取強硬的措施，我們又會看到類似的大眾反映。
Ｑ: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影響是甚麼？
Ａ:低收入的族群受影響最大，他們沒有基本的財富來面對生活成本上升，尤其食物價格，是很嚴重的議題。
發展中國家也會受創。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稱之為發展中國家，是因為他們沒有讓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建設，他們的財政政策不是很成熟，難以面對通貨膨脹的問題。
Ｑ:國際尤其注意中國的通膨問題。你的觀察是甚麼？
Ａ:中國的表現非常好。如果用我所有的評估標準來看，中國應該不會達到今天這麼好的成績。
中國大陸經濟全速發展，但現在我不認為中國大陸的通膨問題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食物的價格已經開始波動。很多開發中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就是開始購買價格更高的食物，市場上並沒有充足的供應，造成經濟上的問題。
中國大陸的通膨難以控制，因為中央政府不再掌控所有的因素，省級政府有相當的影響。舉例來說，中國大陸可能需要抑制資金投入市場，這也是他們現在在努力的。但是這些投資是由省級政府所主導。這是中國大陸必須決的問題。
現在人民幣逐漸升值，中國大陸購買非常大量美元計價的資產，控制匯率；為了消化購買外幣釋出過多的貨幣，大量發行人民幣債券。但是即使如此，還是不夠。結果中國大陸的貨幣供給極速上升、超過他們的名目GDP。這就是通貨膨脹的火苗。
中國大陸現在很關注通貨膨脹的問題，我認為還有一部分的歷史因素。一九四九年，當時蔣介石政權有嚴重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中國大陸政府才有機會取得政權。共產黨在經濟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會不安的通貨膨脹。如果沒有這一段歷史，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共產政府為什麼會如此關切資本主義的價格議題。
對台灣來說，我想更重要的是，台灣不可能依賴中國大陸不可能保持每年11％的經濟成長率，到某個階段，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會大幅下降，到時候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出口就會受到影響。
Ｑ:大家也很關心中國大陸操作快速累積的財富的方式，是否會帶來新的風險，例如民間蜂擁投入股市、政府開始操作主權財富基金。你的觀察是甚麼？
Ａ:上海與深圳的股票市場的風險也非常高。上海與深鎮的股票會一直漲，是因為上市企業的獲利成長，但是有相當部分的獲利成長，是企業購買股票、股票漲了、企業從股票賺了錢、獲利了結又成為企業的獲利，就是股市成長、企業購買股票獲利、又推升股價，相互連動、用錢賺錢的循環沒完沒了。
但是不可能這樣繼續下去，到某個時點一定會掉下來，到時候就會對消費者需求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現在有相當的需求是股市帶動的。
我不認為政府主權基金是個好的做法。政府很難操作基金投資，操作那樣的基金的風險，不適合政府承擔。
例如中國政府投資美國的大型私募基金，賺很多錢的時候，沒有甚麼問題，如果股票市場下滑，怎麼辦？私人企業預測市場走勢是一回事，如果政府也預測市場走勢，就不一樣了。我不認為政府容許損失，任何政府都一樣。我認為富裕的中國商人可以這樣做，但是政府不應該這樣做。
Ｑ:台灣是小而開放的經濟體，如何面對未來資金流動愈來愈快、愈來愈朝向區域發展的經濟環境的挑戰？
Ａ:我認為台灣做得很好，只要老練的中央銀行家，就可以應付國際資金的流動。我不敢給任何建議。東協等國際組織目的很好，但是實際作用不多，他們應該多關注在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
台灣只要維持開放的市場、經濟的彈性，就可以成為國際貿易的受益人，而國際貿易是現在很大的成長動力。這些只要自己做就好了，不需要國際組織來告訴你們。一旦鎖國，經濟就會失去活力，經濟停滯，會造成更多人痛苦。
經濟不是靠政府，是靠企業帶動經濟。政府只要確保智慧財產權，有相當數量的資金自由進出市場。政府要了解外國投資人。外國投資人必須知道，他們投資在台灣的資金很安全。
以美國的經驗來看，美國憲法對於財產權的保護，對美國的繁榮非常重要，長期以來一直吸引外國人到美國投資。
Ｑ:維持開放，政府的主導力量似乎愈來愈小。政府該如何保持開放、又能夠兼顧促進社會成長？
Ａ:政府對人民最好的作法，就是盡量少做一點，因為市場會發揮非常好的功能。如果把企業鎖在國內，只能賺一點錢，如果企業能跨出國，收益會增加，一部分的好處經由低價轉給國內客戶，一部分分給股東。
政府真正應該注意的，是社會生產了多少，這是政府社會計畫的來源之一。如果沒有物質資源與服務去做分配，空有政策也沒有用。我認為不要從思考社會政策開始，要先看到底有多少實際的資源可以分配。
每個政府都可以做的，就是注意每人平均GDP，改變GDP在社會上的分配、改變社會的品質，這是政府最龐大的社會計畫工程。
Ｑ:依照現在的趨勢，社會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平均，如何可能解決愈多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問題？
Ａ:少數一群人掌握愈來愈多的財富，是因為對於技術勞工的需求增加。社會對於勞工技術的要求不斷提高，才能因應愈來愈複雜的計畫、生產、設備，而我們的教育體系無法培養出足夠的高技術人才，至少在美國是如此，所以技術勞工的薪資不斷增加。這是西方社會社會兩極化的原因，亞洲社會的狀況可能也是如此，不過我手上沒有數字。
解決財富不均的關鍵政策，是教育與移民。開放技術移民，高技能勞工與非技術工人的薪資差距就會縮小。
你們在教育上做得應該比美國好。美國基本的問題是，美國學生大概在九歲的時候，數學與科學的能力在國際平均之上，但是到了十七歲的時候，成績就落後世界其他國家，表示美國的小學教育不錯，但是中學教育出了問題。
美國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但是沒有足夠的、能力符合標準的中學生來維持世界級的大學，結果愈來愈多的國際學生成為美國大學的主力、進入美國產業。
我想我們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涉及政治因素，難以解決。
Ｑ:對於未來經濟的發展，你有甚麼建議？
Ａ:我沒有具體的建議。因為決定未來的是創新。從定義上來看，創新是無法預測的，如果可以預測，就不是創新。我們可以知道所有的問題，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但是我們無法預知所有可能發生的好的事情，新的發展、新的投資年復一年的出現，一定會有新進展。生產力的成長，是來自於構想轉化為有價值的商品或服務，原料只占一點價值。
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心裡沒有絲毫懷疑，一定會有新事物。
其實我們也不用知道。只有中央計劃經濟，必須知道他們認為的未來是甚麼，例如過去的蘇聯。台灣過去的成長，也是靠相當的中央計劃。現在要學習不用嚴密計畫。
只要誘因存在，未來會自己創造出來。理性的冒險，才會進步。你不需要知道未來需要甚麼型式的新資金、甚麼新構想、要生產甚麼新產品，這些都會自然發生。
Ｑ:除了金融問題，你現在最關心甚麼其他問題？
Ａ:我的清單長到講都講不完。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都只知道問題，但是永遠不知道跨過問題、另外一邊是甚麼。
全球金融巨獸已經過度發展，市場已經變得太大、太複雜、變動太快，最老練的人也無法完全掌握，無法再用二十世紀的方式去管理，要靠每個市場參與者去監督，最有可能的對抗方式就是維持市場的彈性。這些年來我學會不要太憂慮現在看到的問題，問題永遠講不完，但是另外一邊，也就是我們無法預測的機會，但是那才是未來更重要的部分。
初秋的華盛頓，近午的陽光從整片弧形的窗戶，灑進葛林斯潘的辦公室，明亮溫暖。
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穿著簡單的白襯衫，八十一歲了，他仍然不時敲著辦公桌彭博社特殊設計的電腦鍵盤。只要按一個鍵，他就可以看到世界任何一個市場、這一秒的變化。任何變化，葛林斯潘似乎都可以從容解讀，直指核心。
採訪整理／吳韻儀
Ｑ:次級房貸風暴還繼續延燒。為什麼會如此嚴重？
Ａ:金融市場的危機，已經一觸即發，如果不是次級房貸，也會有其他的標的。開發中國家的利率、美國政府國庫券等之間的利差，現在是有史以來的小的，就會有高風險的金融工具出現。
次級房貸造成問題，部分是全球長期利率大幅下降，全世界資產價格漲得比名目GDP還快，帶動世界資金流動戲劇性的大量增加。國際金融機構所創造、買賣、仲介的股票與債券大幅成長，成為國際流動資金的主要來源。
這些超額的流動資金，四處尋找投資報酬率高於一般水準的標的。而美國次級房貸證券化的衍生性金融產品有很高的投資報酬，吸引了全球相當大量的投資，創造了對美國次級房貸的龐大需求。
包括對房貸銀行、銷售房貸證券化商品的金融機構的需求，都不斷大增，他們要有更多的房貸，才能夠創造更多的衍生商品、銷售給避險基金等。需求暴增，房貸機構就降低了貸款條件、衝高貸款量。結果造成後續的許多問題。
如果不是對於次級房貸證券化商品的需求大量增加，次級房貸在美國市場的比例原來很小，問題也不會跑到美國以外，因為沒有美國以外的人擁有美國的次級房貸，他們有的是美國次級房貸證券化的商品。
次級房貸變成了證券化的商品、涉及上兆美元的市場，造成很嚴重的問題，衝擊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營收、企業併購。可以確定，次級房貸連動造成的損失，比次級房貸直接的問題，深遠多了。
Ｑ:如果是你，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次級房貸的問題？
Ａ:我認為市場最終會正確的反映價格。
次級房貸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的風險，並沒有被完全訂價，現在刺激大家重新評估沒有被充分反映的風險。
次級房貸問題的核心，本質上是信用懷疑危機，大家非常不相信對方的信用狀況，銀行不再借貸、投資人不再投資，所有的金融市場活動都會凍結，金融市場當然不會完全停止，但是有相當大部分的影響。
這是一個恐懼帶動的現象。扭轉情況的唯一方式，就是搞清楚所有這些奇奇怪怪的結構性金融產品的價格。等到大家了解那是甚麼樣的產品，社會的恐懼才會平息下來。
面對這樣的問題，法規能夠使得上力的地方很少。如果是信用懷疑問題，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也都認為他們能夠做的真的不多。
舉例來說，如果你有一百元，有個人要跟你借十元，但是你知道那個人不會還錢，就不願意借，就算我再給你一百元，你還是不會願意借錢給那個人。所以，增加銀行資金、資金充裕其實沒有多大幫助。
未來更重要的問題，是次級房貸是否會影響實質的生產活動。
現在對美國的房地產價格產生懷疑，是否會影響美國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影響民間消費，美國的民間消費又對世界貿易有相當影響，尤其是東亞國家。
如果美國房地產價格下跌、造成消費者縮減消費，台灣很多的電子與科技產品銷售到美國，也會感受得到衝擊，中國大陸更會感受到，因為美國市場佔中國出口的比例是很大的數字。
如果影響實質的生產，就會再擴大次級房貸的影響。
Ｑ:你在聯準會主席任內幾次面對金融風暴。要如何降低金融風波下的社會恐懼？
Ａ:信心絕對是最重要的。如果讓我挑一個重點，我最希望能夠看到的是降低社會的恐懼。我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做得到。我不管其他的統計數字如何，我要知道唯一的指標，就是社會的信心。
趨吉避凶是人類的本性，不是能夠控制的，但是可以學習。我們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哪些威脅是不用恐懼的。要降低恐懼，只有降低不確定性或是增加知識，才能夠完全了解風險，才可能降低恐懼。在金融上，不確定就帶來恐懼，不確定性才是主要的問題。
Ｑ:現在大家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真的會來嗎？
Ａ:我相信通貨膨脹是未來全球的關鍵議題。除非我們的政治體系允許中央銀行在未來提高利率，而且提高到比現在的水準高相當多的程度。但是，大家都知道，政治人物是不喜歡調高利率的。
通貨膨脹問題之所以死灰復燃，是因為冷戰結束之後，過去十年，龐大的經濟移民快速流入全球化的勞動市場，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通貨膨漲與長期利率都壓低。
勞動力的流動率開始趨緩，抑制通膨的力量開始鬆動，中國的工資也開始上漲，可能連帶造成美國工資恢復成長與通膨上升。
現在抑制物價的效果已經到了盡頭，需要中央銀行採取非常嚴格、有效的控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政治體系的支持。我有點擔心美國政治體系是否支持這樣的做法。
我舉個我前一任的美國聯準會主席沃爾克的例子。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沃克大幅調升美國利率，舉國撻伐，要彈劾他、要他下台，鬧得非常大。後來情況一百八十度大改變，結果證明沃克的判斷與做法是正確的，所有的批評好像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大家對於沃克又一片讚揚之聲。
我要講的重點是，社會好像得了失憶症，大家完全忘了不過半年、一年前對他的批評，記憶好像一筆勾銷。這是非常悲哀的，大家至少要承認錯誤，才不會再次犯錯。除非政治領導人記得他們對聯準會的批評是錯誤的，他們才會進步。
這就是我所擔心的。未來中央銀行如果要採取強硬的措施，我們又會看到類似的大眾反映。
Ｑ: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影響是甚麼？
Ａ:低收入的族群受影響最大，他們沒有基本的財富來面對生活成本上升，尤其食物價格，是很嚴重的議題。
發展中國家也會受創。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稱之為發展中國家，是因為他們沒有讓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建設，他們的財政政策不是很成熟，難以面對通貨膨脹的問題。
Ｑ:國際尤其注意中國的通膨問題。你的觀察是甚麼？
Ａ:中國的表現非常好。如果用我所有的評估標準來看，中國應該不會達到今天這麼好的成績。
中國大陸經濟全速發展，但現在我不認為中國大陸的通膨問題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食物的價格已經開始波動。很多開發中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就是開始購買價格更高的食物，市場上並沒有充足的供應，造成經濟上的問題。
中國大陸的通膨難以控制，因為中央政府不再掌控所有的因素，省級政府有相當的影響。舉例來說，中國大陸可能需要抑制資金投入市場，這也是他們現在在努力的。但是這些投資是由省級政府所主導。這是中國大陸必須決的問題。
現在人民幣逐漸升值，中國大陸購買非常大量美元計價的資產，控制匯率；為了消化購買外幣釋出過多的貨幣，大量發行人民幣債券。但是即使如此，還是不夠。結果中國大陸的貨幣供給極速上升、超過他們的名目GDP。這就是通貨膨脹的火苗。
中國大陸現在很關注通貨膨脹的問題，我認為還有一部分的歷史因素。一九四九年，當時蔣介石政權有嚴重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中國大陸政府才有機會取得政權。共產黨在經濟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會不安的通貨膨脹。如果沒有這一段歷史，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共產政府為什麼會如此關切資本主義的價格議題。
對台灣來說，我想更重要的是，台灣不可能依賴中國大陸不可能保持每年11％的經濟成長率，到某個階段，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會大幅下降，到時候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出口就會受到影響。
Ｑ:大家也很關心中國大陸操作快速累積的財富的方式，是否會帶來新的風險，例如民間蜂擁投入股市、政府開始操作主權財富基金。你的觀察是甚麼？
Ａ:上海與深圳的股票市場的風險也非常高。上海與深鎮的股票會一直漲，是因為上市企業的獲利成長，但是有相當部分的獲利成長，是企業購買股票、股票漲了、企業從股票賺了錢、獲利了結又成為企業的獲利，就是股市成長、企業購買股票獲利、又推升股價，相互連動、用錢賺錢的循環沒完沒了。
但是不可能這樣繼續下去，到某個時點一定會掉下來，到時候就會對消費者需求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現在有相當的需求是股市帶動的。
我不認為政府主權基金是個好的做法。政府很難操作基金投資，操作那樣的基金的風險，不適合政府承擔。
例如中國政府投資美國的大型私募基金，賺很多錢的時候，沒有甚麼問題，如果股票市場下滑，怎麼辦？私人企業預測市場走勢是一回事，如果政府也預測市場走勢，就不一樣了。我不認為政府容許損失，任何政府都一樣。我認為富裕的中國商人可以這樣做，但是政府不應該這樣做。
Ｑ:台灣是小而開放的經濟體，如何面對未來資金流動愈來愈快、愈來愈朝向區域發展的經濟環境的挑戰？
Ａ:我認為台灣做得很好，只要老練的中央銀行家，就可以應付國際資金的流動。我不敢給任何建議。東協等國際組織目的很好，但是實際作用不多，他們應該多關注在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
台灣只要維持開放的市場、經濟的彈性，就可以成為國際貿易的受益人，而國際貿易是現在很大的成長動力。這些只要自己做就好了，不需要國際組織來告訴你們。一旦鎖國，經濟就會失去活力，經濟停滯，會造成更多人痛苦。
經濟不是靠政府，是靠企業帶動經濟。政府只要確保智慧財產權，有相當數量的資金自由進出市場。政府要了解外國投資人。外國投資人必須知道，他們投資在台灣的資金很安全。
以美國的經驗來看，美國憲法對於財產權的保護，對美國的繁榮非常重要，長期以來一直吸引外國人到美國投資。
Ｑ:維持開放，政府的主導力量似乎愈來愈小。政府該如何保持開放、又能夠兼顧促進社會成長？
Ａ:政府對人民最好的作法，就是盡量少做一點，因為市場會發揮非常好的功能。如果把企業鎖在國內，只能賺一點錢，如果企業能跨出國，收益會增加，一部分的好處經由低價轉給國內客戶，一部分分給股東。
政府真正應該注意的，是社會生產了多少，這是政府社會計畫的來源之一。如果沒有物質資源與服務去做分配，空有政策也沒有用。我認為不要從思考社會政策開始，要先看到底有多少實際的資源可以分配。
每個政府都可以做的，就是注意每人平均GDP，改變GDP在社會上的分配、改變社會的品質，這是政府最龐大的社會計畫工程。
Ｑ:依照現在的趨勢，社會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平均，如何可能解決愈多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問題？
Ａ:少數一群人掌握愈來愈多的財富，是因為對於技術勞工的需求增加。社會對於勞工技術的要求不斷提高，才能因應愈來愈複雜的計畫、生產、設備，而我們的教育體系無法培養出足夠的高技術人才，至少在美國是如此，所以技術勞工的薪資不斷增加。這是西方社會社會兩極化的原因，亞洲社會的狀況可能也是如此，不過我手上沒有數字。
解決財富不均的關鍵政策，是教育與移民。開放技術移民，高技能勞工與非技術工人的薪資差距就會縮小。
你們在教育上做得應該比美國好。美國基本的問題是，美國學生大概在九歲的時候，數學與科學的能力在國際平均之上，但是到了十七歲的時候，成績就落後世界其他國家，表示美國的小學教育不錯，但是中學教育出了問題。
美國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但是沒有足夠的、能力符合標準的中學生來維持世界級的大學，結果愈來愈多的國際學生成為美國大學的主力、進入美國產業。
我想我們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涉及政治因素，難以解決。
Ｑ:對於未來經濟的發展，你有甚麼建議？
Ａ:我沒有具體的建議。因為決定未來的是創新。從定義上來看，創新是無法預測的，如果可以預測，就不是創新。我們可以知道所有的問題，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但是我們無法預知所有可能發生的好的事情，新的發展、新的投資年復一年的出現，一定會有新進展。生產力的成長，是來自於構想轉化為有價值的商品或服務，原料只占一點價值。
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心裡沒有絲毫懷疑，一定會有新事物。
其實我們也不用知道。只有中央計劃經濟，必須知道他們認為的未來是甚麼，例如過去的蘇聯。台灣過去的成長，也是靠相當的中央計劃。現在要學習不用嚴密計畫。
只要誘因存在，未來會自己創造出來。理性的冒險，才會進步。你不需要知道未來需要甚麼型式的新資金、甚麼新構想、要生產甚麼新產品，這些都會自然發生。
Ｑ:除了金融問題，你現在最關心甚麼其他問題？
Ａ:我的清單長到講都講不完。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都只知道問題，但是永遠不知道跨過問題、另外一邊是甚麼。
全球金融巨獸已經過度發展，市場已經變得太大、太複雜、變動太快，最老練的人也無法完全掌握，無法再用二十世紀的方式去管理，要靠每個市場參與者去監督，最有可能的對抗方式就是維持市場的彈性。這些年來我學會不要太憂慮現在看到的問題，問題永遠講不完，但是另外一邊，也就是我們無法預測的機會，但是那才是未來更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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